巧匠吕不韦，机谋无余，智谋过人，却在一次宴会上却遭遇了毒酒的险恶。他曾经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了当时最有名望的谋士之一，为国家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他的才华最终却落得了凄惨的结局，让人不禁怀疑，身处权位之上，又岂能不遭险厄？
吕不韦是战国末年的秦相国，曾在秦国主政13年，功绩显赫，位及人臣、权倾一时。然而，他的人生之路却以协酒宪自尽而告终，诚可谓悠悠人生，生死难料。
那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吕不韦为何要选择自尽的方式奔赴黄泉？
«——【·忠君并不唯君·】——»
吕不韦生活在战国末年，在他免相后仅16年，秦国便统一了全国。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在吕不韦生活的时代，渴望国家统一已成为一种大众心理，因而在吕不韦心里，自始至终都认为设置君主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
他明确主张：国家必须有君主，这是国家能够统一的保证；他还认为，不但要有国君，而且应提倡臣下忠于国君。在他看来，国君的命令只要有利于君主和国家，臣下就应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地去执行。
然而，他的商贾出身，又使他自幼养成了一种用现实主义的眼光去观察事物的自觉性，使他考虑任何事情时都不会产生极端的思想。他的忠君思想亦是如此。
他虽然认为君主对国家至关重要，但却并不“唯君”，他认为设天子并不是为了奉承天子，天下并非天子一人所有。
他甚至提出要废掉不合格的君主而拥立那些有君主德行的人，要杀死暴君，拯救苦难的百姓。而这一切正是他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所做的考虑。
显然，在他看来，国家的长治久安是要远远重于对君主的绝对臣服。
由此可见，吕不韦的忠君思想是较灵活的，他并不主张对君主的一味盲从，而认为应从国家利益出发，利于国者服从，不利于国者则可以不予服从，必要时还要动用武力赶走昏君。
这种观点是主张绝对君权的秦始皇所万万不能接受的，这种思想上的分歧必然导致“亲政”后的秦始皇与其大权在握的仲父之间的关系由水乳交融而势如水火。
«——【·权力欲太强·】——»
吕不韦出身富商之家，和当时所有的富家子弟一样，他从小就受过读书入仕，求取功名等社会理想的熏陶，这与中国古代官本位体制下钱权不分家，有钱之后，为扩大利润，或为了永保丰资，商人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对权力的追求之中。
吕不韦亦不例外。他不惜散尽家财以帮助为质于赵的秦王孙异人，就是要借此捷径登上权力的高峰。果然，他成功了，他当上了当时七雄中最强的秦国的丞相，如愿以偿地成了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极位人臣了。
如此不仅他散尽的家资得到了成百上千倍的回报，而且随着秦国对外兼并战争的不断胜利，他的权势更是与日俱增。这时的吕不韦真是如日中天，红极一时了。这种处于权力巅峰的飘飘然的感觉当然是有其难以割舍的吸引力及诱惑力的。
为了长久的保持这种权力，吕不韦不惜对秦始皇恩威并重：他曾向太后推荐谬奋，以此来使自己得以从这种不正当的关系中金蝉脱壳，以取悦秦始皇，减轻他对自己的成见；他也曾集客三千著(吕氏春秋》，用来训导秦王政，让他学会做一个“无为之君”；而对(吕氏春秋》采取悬诸咸阳市门的办法公布于众则更有一层向秦始皇示威的含义在其中。
这些软硬兼施的措施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现有权力，使其不受侵犯。
«——【·于秦始皇之间的矛盾渐增·】——»
以上我们了解了吕不韦所具有的两种思想倾向：忠君与权力欲。在秦始皇亲政前，吕不韦大权独揽，他的权力欲能被极好的满足，而他的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忠君理想也能毫无阻碍的得到实现，此时这二者尚能和平相处。
但夜缪事叛乱发生后，尤其是秦始皇亲政后，吕不韦的权势很快受到冲击：秦王政九年(前236年)之后，吕不韦这个垂相几乎被完全架空了，秦始皇不但事必躬亲，而且另设了两个垂相来分享吕不韦的权力。
吕不韦无疑会为此而十分难过。但同时，他的忠君思想又制约着他，使他不愿利用多年来蓄积的势力来发起一次夺权反攻，因为这时的秦国正如不久前的他一样一如日中天碍毒的叛乱刚被剿灭，举国上下正处于一种毫不懈怠的警戒之中；新王刚刚亲政，大臣们都尽心尽力，生怕开罪于彼；秦国对外兼并战争屡战屡胜的势头更是有增无减，各诸侯国均自顾不暇，根本不足以对秦国构成什么强有力的威胁；最重要的是，秦始皇此时新官上任，励精图治，还没有出现什么足以给吕不韦的叛乱提供名正言顺的造反依据的错误。
因此，吕不韦这时根本不会去认真考虑将秦始皇赶下台去的事，反之，充斥他心中的只是一种类似于断乳期的与权力诀别的痛苦。
到了秦王政十年十月(前237年)，吕不韦被免相了，他从权力的颠峰落到了名份的低谷之中。这种彻底的丧权失势使他本已微乎其微的反抗之心更加沉寂，他此时的表现都有些看破红尘的意味了，他静静的接受了秦始皇对他的一系列安排：先是免相，然后是就国河南。
假使吕不韦能一直保持这种心态，他也许完全可以得到一个寿终正寝的圆满结局。
然而，他太过盛大的名气注定了他不可能就这样销声匿迹。
在他迁往河南后一年多，各国的宾客、使者就纷纷来邀请他到他们的国家去。这些慕名而来的人们都希望能请动吕不韦，让其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出谋划策。
可吕不韦的忠君思想决定了他不可能接受这些邀请，但他那本已灰飞烟灭的权力欲火却被煽的有些死灰复燃了。这使他未能立即断然回绝宾客的延请，以致来请他的人更加络绎不绝。这当然会引起猜忌心极强的秦始皇的怀疑。于是，他赐书吕不韦，全面否定他对秦国的一切功劳及苦劳，而且蛮横的要求他与他的家属迁到偏远的蜀国去。
接到赐书后，吕不韦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他感到受到了逼迫，而他素来认为受到逼迫的生是不如死的。与此同时他的忠君心理已不会也不可能再改变了，因为统一天下之前的秦始皇表现得完全是一个一心建功立业的好皇帝形象，他是无可挑剔的。
而吕不韦个人，早已丧权失势，即使想要夺权，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的权力欲这时也已弱化为一种“保名存节”的荣誉心了。在他看来，权力既然已经不可能复得，钱财既然已经不足以成为忧患，那么，保存一个完好的名节当然应该成为第一要务。
正是在这些综合心理的支配下，吕不韦选择了自杀。他认为这样既可以以死明志， 所以，自尽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命赴黄泉路的最好的选择了。
曾在战国末年的华夏大地如日中天的吕不韦，在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亲政皇帝秦始皇后，就这样如同一个冬日迟暮里的太阳一样悄然消逝了。
虽然他消逝之际尚有一抹赤红，但却被包围在满夭的铅灰色之中，没有光辉、没有热量，只剩一片冷冰冰的凄凉与他相伴。
他的死多少有些遗憾，因为他所钟爱的国家在他有生之年毕竟未能实现统一天下的大业，而他自己功未成、身已退的结局当然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然而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一幅由众多遗憾砌合而成的凄婉动人的画卷!